烽火準格爾之三
發表時間:2015-09-01

碧血青山

——烽火準格爾之三

  一九三九年冬,奇文英帶領長孫奇涌泉等前往重慶謁見蔣介石,途徑榆林時,經國民黨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介紹,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熱情接見。參觀了延安的機關、部隊、學校、工廠等,奇文英面對延安緊張有序、熱火朝天的的生產、生活、工作場景,深感新鮮,所見所聞又令他深受感動和鼓舞,日后在暖水仿效延安的大生產運動,開辦了很多小手工業作坊,對準格爾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奇文英的延安之行,也為日后中共在準格爾地區深入開展工作打下了政治基礎。

  一九四O年春,伊盟中灘游擊隊由晉、陜撤邊區撤回桃力民地區。為及時準確的掌握伊盟王公貴族的政治動向,搞清國民黨在伊盟的政治動向,伊盟工委負責人楊一木和組織部長李維新,決定派郝永海到札薩克旗的沙王府,做長期潛伏,從事黨的地下情報斗爭。通過蒙政會的關系,郝永海結識了沙王府的大紅人阿木古愣。阿將其推薦給了白音倉。白音倉是北京雍和宮白大喇嘛的私生子,蒙政會大員,同時又兼任國民黨綏蒙黨部的特派員、三青團干事、保安長官公署副官長、保安司令部團長等要職,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郝永海成為白的貼身侍衛,為黨組織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

  伊盟工委利用準格爾重要的地理位置,積極爭取奇文英抗日,便派曹布誠、黎光以八路軍參謀副官的身份與奇文英接洽,結成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共同抗日,在四道柳一帶建立了7個由大青山通往延安的中轉補給站,沿紅進塔、石圪瘩、石佛塔、頭道柳、四道柳、沙蒿塔一線,開展紅色交通。每站由準旗供糧1石,提供物質和安全保障。這條通往紅色圣地延安的交通線,日后成為草原與延安的重要紅色通道,也成為延安通往烏蘭巴托國際通道的一個重要區段,有力地支援了大青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革命斗爭的迅速發展,為伊盟工委創建武裝力量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黨組織派曹布誠等5人,以八路軍騎兵排名義駐扎在四道柳一帶,曹布誠以八路軍參謀副官的身份先后與馬占山和奇炎山接洽,取得支持。便向當地的青壯年宣傳革命道理,并動員他們參加革命工作。一時間,許多青壯青年紛紛報名參軍,要求上前線打日寇,參軍人數達四、五十人。騎兵排的活動,被毛腦亥告發。國民黨軍楊滿福連遂帶兵到四道柳,將30多個嫌疑人押到敖勞不拉進行審問,未果,再請示奇文英意欲進行鎮壓。奇文英受中共影響,對革命活動未加干涉,否定了楊滿福的所作所為,使這30多人幸免于難。

  一九四一年春,國民黨加緊反共的步伐,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一時伊盟的革命形勢處于低潮。伊盟工委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將王光先和李懷勤先后撤離準格爾地區。至此,準格爾旗西部地區的地下黨組織活動處于半停滯狀態。準格爾旗工委從成立之初起至一九四一年止,在革命斗爭中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與整個蒙、晉、陜地區的革命斗爭遙相呼應,取得了顯著的斗爭成果,為晉、陜、蒙邊區的革命斗爭培植了深厚的革命土壤。

  一九四二年,隨著國民黨反共勢力的日益猖狂,國民黨山西省河曲縣長朱五美更是實行“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走一個共產黨”的恐怖政策,下令黃河禁渡,徹底切斷了河曲解放區與馬柵地區黨組織的聯系,使馬柵地區黨組織的活動受到阻礙與限制。同時,國民黨竭力推行“反共滅蒙”的政策,企圖把伊克昭盟變成包圍和進攻陜甘寧邊區的橋頭堡。一九四三年,國民黨伊盟警備司令陳長捷以解決駐軍糧食為名,強行開墾草地,遭到沙王及伊盟各族人民的堅決反對。陳長捷勾結白音倉,在東勝召集議事會。白音倉假借沙王之名,出賣伊盟蒙古族人民的利益,公然放墾,著名的伊克昭盟“三、二六”事變爆發。白音倉帶郝永海和另兩名侍衛到榆林辦事返回的途中,被埋伏在半道的老瑞排長等人開槍射殺。郝永海身亡。由此,蒙古族各界軍民反抗國民黨軍政壓迫的斗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革命的種子迅速萌芽,準格爾的革命斗爭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為更好的開展馬柵地區的革命工作,一九四四年,中共河曲縣委派燕科舉到馬柵地區開展地下工作。燕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投身革命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馬柵地區開展工作期間,常和當地地痞流氓賈亮一起吃喝玩樂,暴露了身份,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審訊之下,供出了共產黨員胡栽根。(燕從一個共產黨員因腐蝕而叛黨,淪為叛徒。后來,雖為國民黨效盡犬馬之勞,終究還是被活埋,落了個可憐、可恥的下場。)其時,胡栽根正在塔深墕村的一戶李姓人家中開展工作,被突然闖入的村警周五十二等人挾持,聲言到村公所去問話,將胡連夜帶到李家莊村公所,用繩子捆了起來。胡知自己被捕,借外出解手之機對鄔潤田說:“我已被敵人逮捕,請你設法轉告組織,不管在什么情況下,我是絕不會泄露黨的秘密的,請組織放心!你千萬不要動搖,有事就找楊二仁、肖三倉聯系。”十多天后,警察局長張汝魚親自對胡栽根進行審訊,毫無所獲,便給胡栽根上刑,胡栽根毫無懼色地說:“你們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共產黨,我不能紅口白牙胡說!”審訊再次進行,這次審訊主要是問胡栽根是否去過河曲,核實與燕所供是否相符。胡栽根承認去過河曲,但那是在一九四二年黃河禁渡前,因家中生活難以維持,他過河打短工,別的什么也沒干。敵人未得到任何情況,便又將胡投進了監獄。胡栽根被捕后的第四天,在河曲受訓的楊二仁、石存厚回到馬柵,得到胡被捕的消息后,又火速返回河曲,向縣委匯報所知情況。時任縣委書記的趙展山立即做了安排部署,迅速組織營救,再次派楊二仁、石存厚回到馬柵,一方面通過關系收買當地的地主官僚及軍政人員,請他們出面周旋,一方面發動馬柵臺子墕、大口等地群眾近200余人,聯名奏保。因未調查出任何問題,于臘月二十九日將胡栽根釋放。胡栽根在監獄里關押的四十多天里,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優秀的品質。非人的生活嚴重地摧殘了他的身體,出獄后便一病不起,但絲毫沒有減輕他革命的信念。身體稍好后,胡栽根派楊二仁到河曲縣委匯報工作。縣委領導很關心他的健康,讓楊二仁帶回4匹老土布,買藥治病之余,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并鼓勵他繼續堅持斗爭。五月份后,胡病情逐漸有所恢復,便繼續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一九四四年是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夜,是年冬,根據黨中央“擴大解放區,創建新的根據地,開展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指示,晉綏分局發出“對敵斗爭”的指示,以偏關為依托,積極開展綏南的敵后斗爭,創造對日寇全面反攻的條件。對于如何開辟準東蒙古地區的工作也進行了研究和部署。中共偏關縣委遂派遣偏關縣赫家山行政村長兼黨支部書記白慶元和偏關二區通訊員李文英負責開展準東的革命工作。當時的方針和任務是:擠敵人,奪地盤,找關系,站住腳;宣傳黨的政策,組織群眾,扎根串連,秘密發展黨的組織;打入敵軍內部,搜集情報,掌握武裝,從事隱蔽斗爭。他們接受任務后,白慶元以縣委組織部干事的身份,來到準格爾地區。活動迅速收到成效,一方面防特、除奸、監視河西敵人動向等工作開展的扎實有效,另一方面秘密組織準東的地下斗爭活動。李文英回到老家魏家峁,繼續開展工作。他住到姑表兄長、當地小甲長周毛禿家里,為其攬工放羊。周毛禿出身寒微,能言善語,精通世故,與達慶兼連長郝三禿關系甚密。周毛禿在當地是一個深孚眾望、屈指可數的人物,他庇護營救了不少地下工作者。李文英便利用這種特殊的社會關系,棲身落腳,潛伏下來,秘密發展了劉裔云、李忠明、呂根等人入黨,借做買賣和探親的機會,分別介紹他們與河東區聯絡負責人白慶元接頭。白慶元便將他們送到偏關縣公安局,由縣長周義稷、政委王維訓、公安局長史文光、組織部長孔原等領導,分別進行考察和政治培訓,加強革命理論,學會了許多工作方法和斗爭策略,前后共培訓積極分子13人,除周毛禿因工作需要,暫未發展為中共黨員外,其他12人都入了黨。他們回來后,利用親戚和朋友的關系,單線串聯基本群眾,條件成熟后,分別發展為中共黨員。秦如、呂臣、劉吉太、劉滿良、劉四桃、劉伸維、李占榮、劉銀順等相繼入黨。黨的工作延伸到黨三窯子地區和十二連城一帶,黨員隊伍不斷壯大。到一九四五年底,秘密發展黨員24名,同年魏家峁黨支部成立,李文英為書記。

  為及時傳送情報工作,利用黃河天塹敵軍防守薄弱的特點,河西派出交通員,趁暗夜偷渡黃河,白慶元在河東設點接應。盡管革命工作條件十分艱苦,但信息暢通了,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根據上級安排,李文英通過周毛禿做工作,與保安團連長郝三禿多次進行接觸,達成黃河開渡的協議,至此,晉、陜、蒙黃河重要的渡口——關河口渡口終于得以開放。從此便利用過河倒販牲畜、鹽堿、大煙的機會,送信或口頭向解放區傳遞情報,交換物資。遇有緊急情況,便通過在河岸堆火、劃火柴等方式,按規定信號交換情報,使中共偏關縣委與魏家峁地區黨組織的聯系得到了保證與加強,打破了國民黨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為日后解放魏家峁奠定了基礎。(駱采芬)

責任編輯:曹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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